立诚兄的“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对今天这种社会思潮作了细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甚有意义，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思潮如此不同，有的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从“学风”上说，产生这种分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是否紧贴中国社会的脉络。

大学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我的专业课之一。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突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时，30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浙东学派突然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是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例如，在今日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最突出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流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