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秘书就接起了电话。“我是薇薇安·米勒，”我说，“我打不通我丈夫的电话，想问问您他有没有接走我们的孩子。”我不断地默默祈祷着。老天啊，他们一定要在那里啊。

“我查查。”她说。我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知道她在查看前台的登记簿，我们接送孩子都会在上面签字。“好像没有。”她说。

我闭上了眼，顿感宽慰，但又伴随着新的恐惧。“谢谢。”我对她说，“我在去您那儿的路上。”

孩子们还在那里，谢天谢地，孩子们还在那里，如果能亲眼看到他们，感觉会好千百倍。可是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呢？那里就要关门了。马特知道这些规定，而且他也应该知道我不会及时回家来接他们。

恐惧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全身。卢克独自一人在公交车站，独自一人在家，其他孩子被扔在学校。早就过了接孩子的时间。

马特走了。

天啊。马特走了。

“妈妈！”汽车后座传来卢克的声音，惊醒了我，我朝后视镜瞥了一眼。他睁大双眼看着我。“绿灯了！”

我朝他眨了眨眼，然后看向前方，绿灯变成了黄灯，后面的一辆车朝我按着喇叭。我踩了一脚油门，加速冲过红绿灯路口。

我回想起昨晚我们两个说的话。我说我还是不会做他们希望的事情。他说“好”的方式，他脸上的神态，他是不是终于意识到无法说服我载入那个程序，因此没有必要再逗留？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他会让孩子们自己照管自己，不顾他们会发生什么。这不像马特。

我们赶到学校，开过马路牙子。我把车停进一个车位，勉强停在两条停车线之间，刹车踩得太重，手提包从副驾驶位滑到了地上。我拔出钥匙，匆匆抱出卢克，冲向前门。我用余光扫了一眼时钟——晚了两分钟，二振还要罚款，每个孩子每分钟五美元——但是我不在乎。我刚进门就看到了他们三个，在前台旁，和主任一起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