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法国之行后约莫两年，我放弃了摄影。当时，我被一位相熟的策展人拒之门外；盛怒之下，我把所有相机装进一个盒子，搁在路边。一个小时后，我想把它们取回时，盒子早已不见了。此后的几个月，我的生活一路跌入谷底。我开始一觉睡到下午，还过量吸食大麻；我写了几个小故事，却从没有将它们给任何人看；而且，我明显变得好斗了。当时的女友弃我而去，在她看来，我太过自闭，太不接地气，她再也无法忍受我了。但我却无所谓。就像在前几段感情中一样，我并没有真正心动，在内心深处隐隐感觉这一切并非真正属于我的生活。我常常想用它来交换父母尚在时的生活。这种想法一再出现，就像是一道蒙在我心上的诅咒。

从丽兹那儿得知黄胶唱片有个空缺职位后，我退掉了在汉堡租的房子，搬到了柏林。这家音乐厂牌[21]的办公地点在科特布斯水坝大道附近的一个后院，它专注于歌手和词作者的培养及印度摇滚。我起初在那儿做法律顾问，后来成了一名猎头，但其实就算我去国外谋生或是再回去念书，也可以混得差不多。在内心深处，我觉察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偏离正轨，但当时我还无法说清楚这种感觉。问题在于，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出了岔子。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

二〇〇三年一月，在我三十岁生日前夕，我正骑着小黄蜂踏板车在城里转悠，一辆红色的菲亚特突然停在我身旁。为什么我竟无法将目光从它身上挪开？哦，对，是因为阿尔瓦。她有过一辆同样的车。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一切是怎么结束的。我求她跟我一起去慕尼黑，作为回应，她跟那个男人上床，还逼我目睹了这一幕。就是这样。

但这还不是全部。

中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周末，阿尔瓦出人意料地来到我面前，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笑嘻嘻地说，她可能要去新西兰做一年义工。我们说到今后可能见不到面了，互相感叹从朝夕相处到不再相见的巨大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