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站。

五分钟之后，我在开膛破肚的街道上遇到一个残疾人，他坐在一辆自制轮椅上，该轮椅的轮子显然是用自行车车轱辘做的，故此两个轮子的钢丝数量不一样，左轮是曾经的前轮，右轮是曾经的后轮。残疾人戴着一副电焊墨镜，手臂上还绑着个红臂章，看不出什么来路。我走近了才发现，红臂章上用毛笔写了两个梭子蟹一样的歪字：指路。

他隔着墨镜注视着我。

我问他第五街在哪里，他用手遥遥一指。穿过一片围墙(围墙中我猜是废墟)，没有道路，只有方向。

“给我两块钱。”他说，“我就告诉你。”

我掏出两块钱硬币，放在他手心。他的手立刻指向另一个方向，“看见前面的岗亭了吗?左转，一直走，看到一个公共厕所，不要转弯，继续走，有很多大盖帽和推土机的地方就是。”

“拆了?”

“还没有，正在打。”

“懂了。”我说，“你这红臂章是怎么回事?戴红臂章问路还收钱?”

“我私营的，红臂章显得比较有公信力，自己做了一个。这一带拆得厉害，生人到这儿没有不迷路的，要不是戴个红臂章，哪个外地人肯来找我这个瘫子问路?”

“你应该去火车站，挣得多。”

“那是人家的地盘，我去过，被人拆了车轮子，我一个瘫子扛着两个轮子和一把椅子，从火车站爬回来的。惨不惨?”

“惨。”

“弱势群体啊，我连群体都找不到，我弱势个体。”

我指指他的墨镜，问：“这个多少钱，也卖给我。”

“二十块。”

我递给他二十。他把墨镜摘下，这时我发现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凹入眼眶，他用独眼看着我。

“你现在的样子更惨了，”我说，“开玩笑的，别生气。”

“在南边滚地雷滚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