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个新道统(1 / 17)

——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浴火重生及第一次失落

2010年5月1日晚,我和阿城、刘索拉在索拉的798工作室夜谈。阿城说,自由民主是一个新道统。

这和徐友渔所说的“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是一个意思,他还说:“要充分估计华夏民族接纳一种现代政治学说的困难。”1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态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

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民国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是系统输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了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

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比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人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口: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2这就是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