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的警告一直在我脑中回荡——你是孩子的唯一依靠。确实如此。马特离开了。我不能一直这么等着他，等着他突然出现，扭转局面。我需要自己解决这件事。

我要抗争。

我不要坐牢。

只要尤里手中有我的把柄，想要自由就不可能。只要尤里手中有证据。这个想法惊醒了我。如果他手上不再有证据呢？

中情局手上没有任何我的证据，只有俄罗斯人有，只有尤里有。

放在我们家信箱里的东西，他肯定有副本——能够证明我看过马特照片的打印文件——他就是用这个勒索我的。如果我找到他手中的副本，然后销毁呢？他就没有筹码了。当然，他还是可以向当局告发，但那时我们就能势均力敌。

就这样定了。就这样解决，我可以避免牢狱之灾，陪孩子一起生活。我这就去销毁证据。

这就意味着，我得找到他。

肾上腺素突然涌上来。我站起身，走向门厅，在工具袋里翻出记下了尤里车牌号的纸片。

然后我来到双胞胎房间的衣帽间，从最顶层的架子上拉出一个塑料盒。里面装着穿不下了的衣服。我四处翻找，看到那个预付费一次性手机。我回到家庭娱乐房，找到奥马尔的号码，卸掉手机电池，用一次性手机拨通了电话。

“我是薇薇安。”他一接通电话我就说，“我要你帮个忙。”

“说。”

“我要你帮我查一个车牌号。”

“好的，”这时他略微有些犹豫，“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今天有一辆车开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到现在我还说的是实话。“就停在那里。看起来很可疑，可能也没什么，但我觉得有必要查一下。”撒这个谎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

“好，当然。稍等。”

我听到电话另一端有脚步声，想象着他打开电脑，登录到调查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