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他根本不知道俄罗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们有多冷酷，不知道他们会以最小的点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丝与他们合作的意愿，他们也会加以利用，不断开发，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学校时只剩下两分钟。走进教学楼，迎面一阵暖流袭来。教导主任是个女人，特点鲜明，总是皱着眉头，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钟，冲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这一瞪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你这么早就下班过来了，显然早上送孩子来的时候她就已经病了。”我从她身旁走过，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内心却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么病，但肯定是在这里染上的。

我走过教学楼走廊，两边挂着孩子的艺术作品——手印北极熊、亮闪闪的雪花和水彩棒球手套——思绪却飞到了别处。朋友。是不是马特做了什么，让他们认为愿意合作？他们只需要一点点迹象。某个迹象，任何迹象都可加以利用。

我找到了埃拉的教室，小椅子、小房子和玩具箱，红黄蓝色彩斑斓。她在教室的一个小角落里，独自一人坐在亮红色的儿童沙发上，腿上打开着一本硬皮的图画书。看来是和其他孩子隔离了。她穿了一件我毫无印象的紫色打底裤。我隐约记得马特说过要带她去购物，一定是他带着她买的。她长得很快，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走过去，伸开双臂，露出夸张的笑容。她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爸爸呢？”

我有些难堪，但还是硬挤出笑容：“爸爸带凯莱布去看医生。今天我来接你。”

她合上书，放回书架，说：“好吧。”

“我能抱抱你吗？”我的胳膊张开着，虽然耷拉了下来。她盯着我的胳膊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抱住我。我紧紧地抱着她，脸埋进她那柔软的头发里。“亲爱的，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还好，妈妈。”

妈妈？我如鲠在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