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各国国旗，还为“佐伊国”和记住的其他国家设计了国旗。我教她如何用十二国语言说“你好”和“再见”。她长高到能将奥黛特收藏的外国硬币从柜子里拿出来的时候，便接管了收藏。我们见过她坐在地毯上，把硬币一排排地摆在面前，嘀咕着各国的首都然后向自己问好。佐伊长到我和奥黛特考虑攒钱带她出国旅行的年纪时，奥黛特病倒了，佐伊最终没有踏出过国门。

奥黛特和我本应办理那该死的信用卡授权，我们本应为她买昂贵的设计师款童装，本应入住高级酒店，本应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把购物袋扔到豪华的大床上。可那是另一种人生，我把记忆关进了陈旧的角落里。

事实上，在我们来巴黎之前，从我在钱的问题上小题大做就可以看出自己有多么吝啬。我们只在巴黎待一周，完全可以负担少量债务，让自己好好享受一下。我觉得心情豁然开朗，家里的烦恼似乎都很遥远。我沿着下坡道朝星巴克走去，向沿途酒店的窗户里看去。那些看起来不错的二三星酒店价格也相当合理。此时拯救这趟旅行为时不晚。

在咖啡馆，我点了一大杯美式咖啡和一个丹麦面包，任性地不去想欧元和兰特[26]的汇率。我塞入耳机，连接上Wi-Fi，然后通过Skype给银行的信用卡客服热线打电话。我听着轻柔的等候音乐，心提了起来，因为我知道能否住酒店、购物、吃一两顿大餐——斯蒂芬和我这一周的好时光——都取决于这个电话。

我一输入账号，电话便转接到一个客服。“早上好，我是简德拉。能确认一下您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实际地址吗？”

我飞快地说出所有细节，振奋精神准备大吵一架，但让我惊讶的是，这位员工听上去很伶俐热情。“早上好，塞巴斯蒂安博士。有什么能帮助您吗？”

“我现在在国外，我需要解冻信用卡以便在这里使用。”

“请问先生您在哪个国家呢？”

“我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