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坐在博德鲁姆一条小街的平价旅馆内，写下我临终的遗嘱。遗嘱中必须决定一批宝贵画作的去处—这批收藏品，会是大部分美术馆馆长愿意舍命以求的。 整批收藏至今仍原封不动。虽然我已经在那个安静的茶叶仓库里度过许多时光—流连在一架架高耸的画作间，拉出那些数十年没人见过的杰作欣赏—但我从来没有卖掉任何一件。这些作品是比尔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对它们以及其中所代表的财富，我的感觉还不够真实，实在还没办法应付。 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我要在临死前处理这批收藏，却并不为难。我想，答案在我心底已经酝酿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更久了。 我在遗嘱中写道，我希望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挑选一百幅画作，条件是要放在常态展示区。我还交代，多年前我和比尔到斯特拉斯堡所取得的那沓罗森博格的早期素描，也要捐给现代艺术博物馆。然后我描述在纳茨维勒死亡集中营所看到的那张照片：一名农妇带着子女走向毒气室—这张照片多年来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同时请求博物馆去取得这张照片的复制品。 我在遗嘱里说，剩下的画作，以及储藏的仓库，就全部卖掉，收入捐赠给专门收容罗姆人（或一般通称吉普赛人）孤儿的“威廉·莫道克之家”。 接下来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在遗嘱的结尾，我说，在陈列那一百件画作的展览厅入口，我希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做一个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罗森博格的那批素描，死亡集中营的那张照片，以及这段致敬辞：“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 我呆坐不动了好久，然后放下笔。接下来我不确定还要说什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字句向比尔的回忆致敬。我想到多年前我们开车驶过佛日山脉的松树林，想起毒气室里潜伏的邪恶，我再度感觉到自己主动牵住他的手时，所感受到的他的力量，我看到他低下头望着我时双眼中的快乐，忽然间，我知道说什么对他意义最为重大了：“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莫道克—他钟爱的儿子斯科特遗赠。” 最后我指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