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

奈德对他的这种表现始终无动于衷。他已经读过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并没有什么好费心去防范的内容。

清晨一点钟，巴雷打了电话给他在格雷丹的女儿安西雅。

“ig是什么东西？”

“是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号’横越大西洋，你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莫斯科到底怎么样？”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讨厌的丈夫近况如何？”

“他现在睡了，但是睡得不好。你带到里斯本的那个俏佳人怎么样了？”

“已经雨过天晴了。”

“我想她是蛮认真的。”

“她是，我不是。”

巴雷接着又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