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躺在完工缝纫手的房间里，在地板上，在那些原住民女人为她们从圣巴拉斯涌进来的表亲姑姨叔伯所准备的一堆毯子上。他们的头顶上挂着成排等待缝扣眼的定制西装。天光是仅有的照明，城市的灯火辉煌使光线转成粉红色。仅有的声音是西班牙大道的车流声，以及玛塔在他耳边如猫的低语。他们衣着整齐，她破碎的脸埋在他脖子边。她颤抖着，潘戴尔也是。他们合而为一，一具冰冷恐怖的尸体。他们是空房子里的小孩。

“他们说你逃税漏税。”她说，“我告诉他们，你付了税。‘我记账，’我说，‘所以我清楚这事。’”她停下来，怕他可能想说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们说你没缴员工的保险费。我说：‘我负责保险，保险费都缴了。’他们说我不该问问题，他们有我的档案，我不该认为因为我被打过一次，就已经免疫了。”她挪动头，靠着他。“我没问任何问题。他们说我卧室墙上挂着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他们会记在我的档案里。他们说我又和激进学生混在一起。我说我没有，这是真的。他们说你是间谍，说迈基也是间谍。他们说他酗酒只是手段，用来遮掩他是间谍的事实。他们疯了。”

她说完了，但潘戴尔花了些时间才意会，因此也迟了一会儿才转向她，用双手抚着她贴在他胸口的脸颊，让他俩的面孔合而为一。

“他们有说是哪一种间谍吗？”

“还有其他种类的间谍吗？”

“真实的那种。”

电话在响。 电话在他们头顶上响。在潘戴尔的一生里，电话很少是这么响起的。这部电话放在一个常让他联想起内脏的装置上，但他记起那些原住民妇女靠电话为生，对着电话欣喜若狂，潸然泪下，紧紧抓着话筒，倾听丈夫、爱人、父亲、酋长、子女、工头和无数面对无解问题的亲戚的每一句话。电话响了一会儿之后——若依他个人的独断判定，电话已响了一辈子，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只响了四声——他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