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戴尔随着主人从活力四射的阳光踏进漆黑的暗夜。他一时看不见主人，站得直挺挺的，脸上挂着微笑，以防万一有人看得见自己。他会见到谁，又会穿着什么奇怪的装束？他嗅嗅空气，没闻到烧香或温热血液的味道，只有陈腐的香烟与啤酒味。然后慢慢的，刑房的配备才飘到眼前，现出原形：一个吧台后面有瓶子，瓶子后面有镜子，一个年纪很大的亚裔调酒师，奶白色的钢琴掀开的盖子上画了几个跃腾的女郎，木头风扇在天花板无精打采地转动，一扇高窗，撑开窗户的绳索已断裂。最后才现形的是和潘戴尔一样追寻光明的人，因为他们最不起眼；他们身上穿戴的不是黄道长袍与圆锥帽，而是巴拿马商人穿的那种单调便装：白色的短袖衬衫，砖匠似的肚子下是皱巴巴的长裤，松垮垮的领带上有红色花椰菜图样。

有好几张脸是他在联合俱乐部较为卑微边陲地带见过的：荷兰人韩克，他老婆刚卷走他的存款，和一个中国鼓手跑到牙买加。他沉重地踮起脚，朝潘戴尔走来，两手各端一个冻霜的白蜡啤酒杯——“哈瑞，我们的兄弟，我们太骄傲了，你终于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仿佛潘戴尔长途跋涉，越过海边洼地才到他身边似的。欧拉夫，瑞典船务代理和酒鬼，戴着水晶眼镜及羊毛丝假发，用他永志不忘却又不地道的牛津腔喊道：“我说啊，哈瑞兄弟，老家伙，干得好，干杯。”比利时人雨果，自成一格的废铁商，也是以前的刚果水手，从装在裤袋里摇摇晃晃的银酒瓶倒酒给潘戴尔，“一些来自你老家的特别东西。”

没有被拴住的处女，没有冒泡的焦油桶或恐怖的草药锅：只有让潘戴尔在此之前一直不愿加入他们的其他理由，相同老戏码里的相同老角色叫道：“你的毒药呢，哈瑞兄弟？”和“我们为你斟满杯，兄弟。”和“你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来找我们，哈瑞？”直到布鲁斯纳先生本人穿着伦敦塔守卫的披风，戴着市长项链，用一只缺角的英国猎号吹响粗嘎的两声，一扇双扉门被踢开，一队亚裔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