圳一家保险公司待了两年，慢慢知道，做理赔是份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每天听客户摔电话，月底拿那点儿死工资，年底还被领导批评赔付率过高，如果哪一单赔错了，那可能连年终奖都没了。

业务员在外面忽悠客户骗来保费，我们这群做理赔的就在后面负责善后，能不赔的坚决不赔，应该赔的也尽量不赔，得罪走了老客户，再忽悠新客户，反正中国那么大，不愁找不出几个傻子。

我在这家保险公司虽然是个小角色，也身不由己地干着口蜜腹剑、尔虞我诈的事。但凡出了什么保险事故，受害人轻则伤残，重则死亡，我们做理赔的对这类事情见得多了，看待死亡这件事也就逐渐漠然起来——别人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一笔或大或小的赔偿金罢了。

然而2005年的冬天发生的一件事，却将我从这种漠然当中活生生拖了出来，它就像半夜里白墙上的一只黑糊糊的眼睛，让我屡屡感到心悸。

圣诞前后，是深圳一年当中最冷的日子。这里没有北方的鹅毛大雪，只有连续几个月的阴云冷雨，但那整日整夜的阴雨不让人有一天的缓息，屋子里比外面还阴冷，待在冰窖一样的屋子里，只觉得骨头里都向外渗着寒气。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像往常一样顶着雨去上班，虽然穿了厚实的冬衣，还是免不了一路上冻得直哆嗦。终于到了办公楼，我打了卡后走进办公区，只见我的桌子上已经横七竖八地摆了厚厚一摞案卷，看得我心头一堵。

我把伞折了两下扔到桌子底下，坐下来把案卷推到一边，搓了搓冻僵的两手把电脑打开，照例登陆了公司的OA系统。OA系统里没什么邮件，接着我又登陆了公司的理赔系统，结果一打开就见到一大片红色的字，那都是些待处理的赔案，一夜之间报上来的。看来我今天肯定是闲不着了。

我叹了口气翻开桌子上那堆厚厚的案卷快速看起来。都是些处理了一半的赔案，我从里面抽出几个比较紧急的，琢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