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那把手枪的扳机上有罗纳德·卡伦德勋爵的拇指指纹，握柄上有模糊的手掌纹。根据这一点你作何推论？”

对这个提问，病理学家感到有点意外。他说很显然，罗纳德勋爵用枪顶着自己脑袋的时候，是拇指压在扳机上的。他认为从子弹射入的伤口位置来看，这种方法也许是最自然的。

最后，科迪莉亚被叫到证人席并起了誓。她曾经考虑过起誓是否合适，也考虑过要不要效仿利明小姐的做法。有时候，通常是在阳光明媚的复活节早晨，她确实希望自己能够真心实意地说自己是个基督教徒，可其他时候，她知道自己就是自己——一个不可救药的不可知论者，但又容易稀里糊涂地不断重新接受信仰。但此刻，宗教虔诚是她永远也无法拥有的奢侈品。她即将说出的谎言极其可憎，因为它亵渎了神灵。

她进行陈述的时候，死因裁判官没有插话。她感觉到自己的话使法庭有些不解，但也不无同情。这一次，她那抑扬顿挫的中产阶级口音成为了一种优势。这口音是她在修道院的六年中耳濡目染学会的，别人用这种腔调说话时，她会感到恼火，就像她自己的口音曾经使她父亲恼火一样。她穿着职业套装，还买了一条黑色薄丝巾戴在头上。她记得要称死因裁判官“大人”。

对于她受聘查案的事，她证实了利明小姐的说法。接着死因裁判官说：“现在，格雷小姐，你能否向法庭陈述一下罗纳德·卡伦德勋爵死亡当晚所发生的事情？”

“大人，我当时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办这个案子了。我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东西，而且认为今后也不会再有什么发现。我在马克·卡伦德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待过的那个农舍住了下来，但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是拿着钱调查他的私生活。于是，我在冲动之下，决定告诉罗纳德勋爵我想结束这个案子。我开车去了加福斯庄园，到那里的时候大约是十点半。我知道当时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急于在第二天上午返回伦敦。碰到利明小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