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地看了一遍，说实话，我真的不敢恭维。侦探术——或者说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人们应该用同样冷静而并非感性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你为它渲染上了一层传奇色彩，结果就像是在几何定理当中掺杂了恋爱传奇一样。”

“但是其中确实有像小说那样的情节，我绝不能歪曲事实。”我反驳道。

“有的事实可以省略，或者说要把重点显示出来。这个案子里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如何从事实的结果当中找到原因，再经过周密的分析与推断从而破解此案的过程。”

我心中很是不快，因为我撰写那篇短文原本是想让他高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却因此受到了批评。坦白地说，是他的自负把我给激怒了，他对我的要求似乎是这样的：我的著作一定要完全用来描述他个人的行为。在我们俩同住贝克街的那几年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我这个伙伴在沉默和说教的态度中，总是隐藏着一丝傲慢与自负。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只是坐在那里抚摩我那带伤的腿。我的腿曾经被子弹打穿，虽然不影响行走，但一遇到天气变化就会感到痛苦难忍。

“最近一段时间，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停顿了片刻之后，福尔摩斯填满了烟斗，缓缓地说道。“上个星期，有个名叫福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向我请教，你可能知道，最近他在法国侦探界已经崭露头角。他有着凯尔特民族特有的敏感性，但是缺乏提高技能所必需的广博学识。他向我请教的是一桩有关遗嘱的案子，很有意思。我介绍了两个比较相似的案子给他作参考：一件是1857年里加城的案子，另一件是1871年圣路易城的案子。这两个案子的案情为他指出了破案的方向。这是今天早上收到的他的感谢信。”说着，他递给我一张弄皱了的外国信纸。我看了一下，这封信里夹杂着许许多多的恭维话，到处都是“伟大”、“高明的手段”、“有力的行动”等表示那个法国人的热情、仰慕与赞颂的话。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