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可苏联政府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

“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这个中国人太危险，应该消灭！

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念念有词：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其实这种‘军事’，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